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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份中旬，科技部宣布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推進辦公室,并公布首批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名單。涉及百度自動駕駛、阿里城市大腦、騰訊醫療影像、科大訊飛智能語音，四個首批國際人工智能創新平臺正式公布。12月份，烏鎮全球互聯網大會再次鎖定AI這個核心主題。

以智慧技術為導向，人工智能產業正在成為“信息革命”的核心熱點。這必然影響到大屏視聽產業的發展格局。例如，阿里系主導的城市大腦平臺，在大屏產業又叫做智慧城市系統；騰訊醫療影像平臺，更是直接與多媒體識別技術相關聯，是可視化大屏行業典型應用之一。

然而，與國家四大人工智能創新平臺的“巨頭”格局比較，大屏視聽產業具有“市場主體個頭小”、“市場分布分散”的特點。這與智慧時代、人工智能技術強調的“高度平臺化”、“深度科技創新”、“應用體系化和網絡化”、“運營主體巨頭化”的需求形成了巨大反差。

面對智慧AI時代新需求，大屏產業準備“有限”

國家為何要設立“人工智能創新平臺”國家“項目”呢？這不僅僅是因為，人工智能是下一個巨大的新興產業的風口、是國際經濟競爭的新“智制”高點、是關系國家綜合安全的新興技術領域，更是因為人工智能應用具有“分散”和“集中”的雙重特征。

以城市大腦（智慧城市）為例，其視頻監控信息的來源一定是分散的——一個個探頭；這些探頭的業主也是分散的——包括交管、公安、企業、居民家庭、內部系統；這些探頭背后的硬件支撐系統也是分散的——包括多種存儲技術和存儲設備的空間存在、不同的聯網狀態、不同的數據服務和運營主體……

這還僅僅是分析“視頻探頭”這一個典型傳感器應用，如果在結合更多的公共和私人部門產生的“影響公共空間的城市型數據”，那么可以看到，城市大腦首先面對的是一堆“天然分散”的數據源。但是，智慧城市建設的手段和過程卻是“集中化”——警察追蹤罪犯，不可能依賴一個系統、一個傳感器，他的工作一定是在一個復雜的區域信息數據網絡上實現。傳統的方法是一個個的探頭調錄像，然后肉眼識別。這種方式的即時性非常差、工作負荷非常高、且容易產生疲勞原因的內容遺漏。

而智慧城市、城市大腦，就是要解決“海量數據”與“個體的應用結論”之間的“勞動效率”匹配問題。其解決該問題的手段，必然是通過數據信息的集中處理。

如果對人工智能在城市大腦應用的“分散”與“集中”的認識，只是到此為止，那么還沒有揭示這個系統的本質。實際上，更大的分散不是源于“數據的起始”，而是源于“應用結論”的需求者——這些需求者可能是政府的任何單位、必要的社會法人組織，以及一個偶然的普通公民。對于后者，比如失物的尋找——對于傳統的安防視頻信息應用模式，一個小的失物搜尋，難以承受巨大的數據調度成本——如果這項工作由計算機自主完成，其效率會是千萬倍的提升。

所以，兩頭分散、中間集中，這是任何智慧系統應用的特征。這個集中的部分，也是今天產業創新的關鍵、技術突破的核心，更是大屏產業的用武之地。

再來看看大屏產業的傳統格局：大屏產業的發展直接受到“探頭分散性”的影響。傳統的應用模式是“一個業務需求一個大屏中心”、“一個部門系統一個大屏中心”。所以，出現了一些大屏企業擅長煤炭行業，另一些大屏企業擅長軌道交通，一個大屏企業在華北市場影響巨大，另一個企業主力銷量來自于華南市場，一個企業在DLP拼接技術上非常強悍，另一個企業則主要依靠液晶拼接闖蕩市場……

對此，業內用行業發展的“多重不平衡”來形容。包括區域市場不平衡、競爭技術不平衡、企業個頭不平衡、應用層次不平衡等等。這些行業特點與智慧時代，信息系統高效應用的“大腦集中”的需求形成了不小的矛盾。

比如，由于市場缺乏真正的巨頭，所以產品標準化成為問題。訂制化的應用，看似最符合每一個最末梢采購者的需求，卻在系統大規模聯網、數據大規模空間和時間遷移時代，成為一種障礙。在例如，從實力角度看，新的智慧創新、大型可視化網絡系統，需要企業具有“更強大”的業務支撐能力、多樣性的系統實現技術，需要企業從軟件到硬件、從顯示到通訊的“強大深度集成與創新”能力。

同時，從產業遠景看，中國市場是全球最大的獨立大屏視聽市場。也是技術更迭、創新發展最快速和繁榮的市場。這樣的市場本應該誕生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行業領袖——中國份額第一的品牌，自然就應該在全球市場舉足輕重。但是，現實卻是大屏視聽行業諸多領域，本土企業缺乏國際話語權、產業關鍵進步還處于跟隨國際巨頭的階段。究其原因則是，“分散化”的市場業務和“不平衡”的產業構成，讓業內企業缺乏“長期創新、基礎技術跟蹤和戰略規劃”三種能力。

總之，國內大屏行業的現狀無法應對未來智慧時代大屏視聽產業的“應用模式”變化。這對于大屏視聽行業而言這是一個巨大挑戰，同時也意味著一個創造產業巨頭的時代即將來臨。機遇與挑戰并存，未來屬于“勇敢且又智慧”的人。

巨頭時代如何來臨，智慧需求“提綱挈領”

擺在大屏視聽產業面前的首要命題是什么？即如何與國家人工智能創新平臺合作與對接。或者說，國家人工智能創新平臺如何在具體項目上實現與各種硬件資源的“有機協同”。

這里面涉及的基本邏輯關系是：業主、平臺、用戶、供應商四者的商業關系。與傳統大屏產業的商業模式“供應商”對標“業主即是用戶”的甲方乙方關系已經大為不同。四方關系，意味著可以創造出多種完全不同的“商業模式”。

例如，運營化的系統體系——用戶把幾乎所有具體實現事項外包給平臺，平臺負責建設、開發，用戶則租賃服務。再例如，業主保留系統的所有權，但是建設過程全全委托給供應商，供應商負責與應用平臺技術的對接，業主為平臺和供應商付費，并向用戶收取費用。甚至也可以供應商擁有系統所有權，向平臺技術提供者支付一定費用，并維護整個系統運行，用戶定期提供必要的服務費用。

總之，智慧時代的大屏視聽可以不是“簡單建設交付”的甲乙方關系，建設交付的對象也不一定是用戶或者最終業務業主。大屏視聽工程可以創生更多新的商業模式。但是，無論是哪種商業模式中，大屏視聽企業都必須融入“平臺生態”。而平臺自身的大規模、巨頭體量，導致這是一個天然具有壟斷性質的環節。與壟斷化的平臺進行長期商業合作，一定會促進大屏視聽產業領頭羊業務的規模化、市場份額的集中化。

另一方面，智慧化時代的“業務模式”，也會對用戶提出相應的挑戰。如果只是建設一兩個路口的監控系統，這比投資可以順利在政府或者企業、園區的預算上獲得批準。但是，如果要一次性升級一個較大的，乃至一個城市、一個地區范圍的網絡，很多“傳統業主”則難以承受一次性支付的巨額成本。

這種行業發展特性，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公共智慧平臺建設中的“融資問題”。典型的情況是，政府的收入以稅收為主，具有“細水慢流”的特性。大型智慧系統的建設則具有“必須一次性形成規模，才能投入應用發揮效益”的特性。二者之間形成了“收入和支出”的時空錯配。

傳統的解決方案是，通過城投集團，以政府信用背書，獲得銀行貸款融資。這種模式顯然增加了政府這個“最需要穩定”的市場主體的“風險”，同時也增加了資金的“獲得成本”。而未來更為標準化的模式則是“PPP”。即政府以承諾的償還能力和標準化的稅收收入為基礎，通過項目自身與“社會資本”合作，實現基礎信息系統的建設。

對于PPP模式的好處，不言而喻——不僅提升了政府的財務水平，也加快了項目的落地。但是，這種模式也具有壞處，其中重要的一點是“需要承建者具有融資能力”。在大屏視聽產業，具有圍第三方融資能力的企業并不多，開展PPP業務的企業、實現融資化經營的更是寥寥無幾——然而，這又是智慧時代，面對“大型項目集中化”趨勢，大屏視聽產業商業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因此，在智慧時代，大屏視聽產業至少從“商業模式和伙伴關系”方面具有趨向巨頭化的趨勢；在“融資”方式、項目運作過程上具有“金融化”，進而巨頭化的產業趨勢。除此之外，在“產業經驗復制”上，大屏視聽行業也具有“巨頭化”的趨勢。

什么是“產業經驗”的復制呢？一方面是國內項目的復制過程，例如A城市的某一個智慧應用被推廣到B城市。B城市作為業主，首位的合作對象選擇一定是A城市項目的建設者——尤其是當這個項目的個頭更大、技術性更強、創新性更突出的時候，這種“產業經驗復制”就會越為明顯。

另一方面，國內大屏視聽產業的實踐，特別是市場集中化、巨頭化之后，必然形成連鎖效益——例如，其應用模式、技術規范的行業標準化會增強；更強的經濟和產業實力，也會使得這些企業對于國際化、搶占全球市場更有興趣和實力；跟隨人工智能國家平臺的成長步伐，這些視聽大屏企業也將獲得“搭車出海”的機會……這一系列國際化的“產業經驗復制”，將創生一批本土的國際巨頭。

“大樹底下好乘涼”——這句話適合于智慧時代的大屏視聽產業和信息化應用；同時，“大樹底下不長草”——這句話也適合智慧時代的大屏視聽產業和信息化應用。——智慧時代，智慧大屏的到來，是機遇也是挑戰。哪一家企業將從中脫穎而出，成為行業巨頭、乃至國際巨頭，將是未來三到五年，大屏產業一場波瀾壯闊的大革命！